我失业在家整整一年后,开始记住小区里那些人的生活。 早上七点,东门口的煎饼摊刚支起来,穿白衬衣的人已经一拨拨下楼。他们拎着咖啡,鞋面干净,走路很快,像每一分钟都有人在后面催。 我坐在窗边,看他们上车、打卡、发消息。偶尔也会想,自己以前是不是也这样。 小区不算新,电梯门关不上,冬天走廊里总有一股炒菜味。可住在这里的人,收入大多不低。有人做销售,有人管行政,还有人在互联网公司上班。月薪过万,听起来应该过得挺稳。 奇怪的是,他们很少买这里的房子。 赵玲就是其中一个。她住我隔壁,今年四十二岁,在一家公司的行政部门做主管。每天八点前出门,晚上七点多回来,手里经常拎着没吃完的盒饭。 她在这座城市待了十年,租的还是两室一厅。房东每年涨一点,她也不争,只在合同到期时把东西重新收拾一遍。 我有次帮她抬快递,里面是几盒老人吃的营养品。 “你不打算在这边安个家?” 我说完,自己先觉得这话多余。失业以后,我连下个月的开销都要算几遍,却去替别人操心买不买房。 赵玲把快递接过去,手在纸箱边缘停了停。 “先住着吧,房子在哪儿都能住。” 她说得轻,眼睛却看向了楼下。 后来我发现,小区里不止她一个人这样。有人攒够首付,却一直租房;有人看了好几个月,最后还是把中介电话删掉。发薪日那天,他们通常很晚才回家,进门前先低头转账。 钱去了哪里,没人主动说。 我只知道,他们每个人的老家,都在不远不近的县城或乡镇。那里房价不高,街道熟,亲戚多,父母也都在。 可只要有人提到“回老家买房”,赵玲就会安静下来。 那天晚上,我在楼道里遇见她。她刚挂掉电话,手机还握在手里,屏幕亮了又暗。 “家里催你回去?” 我随口问。 赵玲把手机塞进包里,笑了一下。 “没什么,都是些小事。” 她开门时,里面传出电饭煲的提示音。她没有马上进去,站在门口听了一会儿,才侧身让我先走。 我回到自己的屋里,烧了一壶水。水开后,厨房里白雾慢慢升起来,窗外那些亮着的灯,一盏接一盏。 我忽然想知道,他们到底在怕什么。 01 失业以前,我和赵玲只是点头之交。 她住东边,我住西边,电梯里碰上了,最多说一句早。后来我每天不用上班,见她的次数反而多了。 有时是早上,她踩着高跟鞋从楼道里出来,我刚把垃圾袋扎好。有时是晚上,她拎着一袋青菜站在门口找钥匙,脸上的妆已经卸了一半。 她知道我失业后,没有问我拿了多少补偿,也没劝我赶紧找工作。偶尔买多了水果,便分我几个。那袋橙子放在我家门口时,还带着超市的冷气。 我也会给她留一碗炖好的汤。不是特意做的,只是一个人吃饭,总会剩下些。 我们就是这样熟起来的。 赵玲做行政主管,工资在一万二左右,忙的时候还会有补贴。她说公司离小区不远,坐地铁二十分钟,租房算下来也不算太贵。 她不喜欢聊工作,倒是常说起楼下那家小面馆。哪天加班晚了,就去吃一碗牛肉面,汤要少,香菜不要。 “你收入也不低,怎么一直不买?” 我问过一次。 那时我们在阳台上晒被子,风把她手里的衣架吹得轻轻碰响。 赵玲低头压住被角。 “看过,没合适的。” 她说得很快,像这句话已经用过很多次。 我以为她说的是户型。后来才知道,她前几年其实攒够过一套小房的首付款。 这个消息是她自己说漏的。 那天下雨,快递员把她的文件袋放错了门。我送过去时,袋口没封严,里面露出一张打印纸,上面有几项房屋付款的计算。 她接过文件袋,先看了看我,又把纸塞回去。 “算着玩的。” “你都算到首付了。” 我笑着说。 “算过,不代表要买。” 她把文件袋夹在腋下,伸手去开门。 赵玲在这座城市工作十年,没换过几次住处。她说租房省心,东西坏了找房东,邻居闹腾也能搬走。听起来挺有道理,可一个人若真想留下,通常不会把日子过得这样随时可以收走。 每月发工资那天,她都会提前关掉手机里的购物软件。午休时坐在公司楼梯间,给家里转一笔钱。 转账时间总在下午一点到两点之间,金额也不固定。 有时三千,有时五千,逢年过节会多一些。 我从没问过用途。她也不在我面前点开那条记录,只是转完后把手机反扣在膝盖上,坐一会儿,再回办公室。 有一次她回来得很晚,雨水顺着伞尖滴在门垫上。我帮她拿了把拖把,她站在门口擦鞋。 “家里又缺钱?” 我问得委婉。 她抬头看我,神情没什么变化。 “老人用得多。” 说完,她把伞靠到墙边,换鞋进屋。过了几秒,屋里传来水龙头的声音,哗哗响了一阵。 我回自己家,看到桌上的招聘软件还停在原来的页面。那家公司要求三十五岁以下,我盯了片刻,还是把页面关掉。 四十六岁以后,很多门不是关上了,而是连门牌都换了。 第二天中午,赵玲在楼下取外卖。她忽然问我,县城的房子是不是便宜很多。 “看地方吧,老城区和新开发区差不少。” 我说。 她把塑料袋提起来,里面汤汁晃了一下。 “便宜也不一定要买。” “为什么?” 她没有回答,只低头看手机。屏幕上跳出一条新消息,她看了一眼,手指很快按灭。 过了一会儿,她才